监察体制改革下行政公益诉讼的再审视

监察体制改革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给监察机关，这使得改革前依靠职务犯罪侦查权来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的检察机关行进困难。实质上，监检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改革初衷与机制虽为异体，但均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服务。理论上“协同治理”为监检衔接搭建了“桥梁”，实践中，监检衔接制度的优化为实现公益的“双赢”提供了有利途径。因此，亟需从理论逻辑和制度设计层面入手，以监察体制改革为契机，利用二元视角，推动行政公益诉讼纵深发展。     

鸡传染性法氏囊病非免疫器官病理组织学观察

将 4 0只 1日龄雅康蛋用公雏饲喂至 30日龄 ,随机分为感染组和对照组 ,感染组鸡用传染性法氏囊野毒进行点眼、滴鼻和肌注 ,并于感染后 4 8h、72h、96h剖杀 ,取非免疫器官按常规石蜡切片 ,H·E染色 ,光镜观察。结果表明 :雏鸡感染传染性法氏囊病毒后 ,非免疫器官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病理变化 ,且随感染时间的延长 ,其病变程度越严重 ,其中以肝、肾的实质细胞变性、坏死较为严重 ,并伴有炎症时的血管反应及间质增生     

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研究——以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视角

在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为了完成举证任务，检察机关需要对有关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但由于检察机关诉讼地位的性质界定尚存争议，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性质亦未形成统一意见，导致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缺乏强制性，造成取证效率较低，影响诉讼的进程，致使保护环境公益这一目的难以实现。对此，应赋予检察机关限定强制性调查取证权，并采取相应的保障措施，促进取证顺利完成，从而推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开展，最终实现保护环境公益的目的。     

从“权力监督”到“权利制约”：大数据侦查法律规制的理性之维

大数据国家战略的实施推动了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侦查手段的资源整合,促成了大数据侦查模式的诞生。由此,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由被动侦查到能动预防转变,案侦模式从“由供到证”到“由证到供”逐渐转变,工作模式也由“人员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传统侦查在信息化浪潮中实现了脱胎换骨式的巨变。然而,通过法社会学与语言学理论分析揭示出,大数据侦查下的真实面纱乃是“规训与惩罚”的权力逻辑,这使得侦查权力主体容易受到压力型考核指标以及个人升迁等非理性因素的制约,而权力本身的“弥散性”特征又使得大数据侦查更具欺骗性,公民个人信息权利不可避免地会遭受侵犯。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立法对于大数据侦查目前尚未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主要依靠公安机关自我监督;同时,《宪法》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由此,大数据侦查形成了以公安机关内部“层级监督”为主,外部“检察监督”为辅的二维控权模式。然而,此种制度安排的缺陷在于:一方面,公安机关“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权”,难以保证该措施适用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而层级监督模式的固有缺陷也导致监督信息传导不畅,并影响了监督效果。另一方面,传统“书面式”检察监督无法有效识别违法收集的个人数据信息,检察监督强制制裁手段的缺乏也会削弱监督效果,而检察机关侦查权的部分行使导致检察监督易受公安反制;所以,意图单独通过检察监督来约束大数据侦查权不能给予过高期待。虽然,域外由法官批准强制措施的“司法令状”模式深受国内学者推崇,但公安机关所具有的较高的政治地位也使得此种模式在我国不具有可行性。有鉴于此,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命题下,打出“立法与司法”的组合拳、确保个人信息权得到全面保障,成为勒住大数据侦查这匹脱缰野马的最好缰绳,具体而言,刑事程序立法工作应当及时跟进,给个人信息权以正名,并在此基础上充分保障嫌疑人的个人信息知情权、被告人的个人信息辩护权,以及个人信息受害方的救济权。     

刑事申诉案件办理机制改革探索

检察机关应通过不断提高检察工作质量来回应人民对司法公正的期待。刑事申诉案件是刑事诉讼当事人维护自身权益同检察工作对接的重要端口。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某分院及其下辖区县检察院的刑事申诉案件办理情况为基础，分析我国当前刑事申诉案件办理机制，结果发现：检察机关受理刑事申诉案件数量逐年上升，且分院办理案件数量明显大于区县人民检察院；同时，受理论支撑不足、法律依据不够清晰、文书说理能力有待提升等因素的影响，案件办理效果存在一定欠缺。当前，应探索建立“案”“人”双核心刑事申诉案件办理机制，以突出刑事申诉案件的诉讼程序价值和彰显检察机关的政治属性。